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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古韵清流
作者:马介其 王礼铭  出处:中国陶都网  更新时间: 2006年10月12日 
  古,距今远矣;艺,离俗远矣。好古之人,恋艺之君,不愿随波逐流,不肯相信时间可以改变永恒的美。他们寂寞地搜寻,固执地坚守,心中充满了悲秋,也更充满了欢乐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梦想,有滚滚尘嚣之外的桃源。他们找到了被时间这个永恒而严酷的滤器所淘下的艺术菁华,更找到了古往今来智者雅士同心向往的精神归宿。
 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,我们于艺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古之国人在许多具体的艺术门类中,都取得了煌煌之成就。但是,在古代中国,并不存在着一个将艺术与工艺严格区分开来,又将一些使用不同媒介以从事美的对象的创造活动充分结合起来的、统一的“艺术”概念。人们只是从一件物品的使用过程中,渐渐得到好处,并发现因此而感到愉悦,越看越顺眼,于是便进而用审美的目光去看待它,越看越美妙,它才被赋予使用之外的爱恋,甚至寓情寓思的寄托,才最终具有了使用之外、超越现实的审美价值。换言之,是“劳动创造了艺术”。具体表现为一些兼有功利与审美目的的活动及其制成品,如一些古代的建筑、雕塑、书画、纺织品等等。这里就有一个“审美眼光”的问题。美的事物,人人觉得好。但在古代中国,有闲情、有造诣、有权威的具有“审美眼光”的人,就只有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了。历代艺术品正是由于文人骚客们的吟唱歌颂而历久弥新、熠熠生辉。本篇所论之紫砂壶艺术,也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而成就辉煌。
  在紫砂史上,最早有文人士大夫参与的事例是宋代的苏东坡。他设计了一款“东坡提梁壶”,并有“松风竹炉,提壶相呼”之句。但保守地说,这大概只能算是美好的传说,采信证据不足。有确切史料记载的,应为元末蔡司霑《霁园丛语》里所云:“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,有“且吃茶 清隐”草书五字,知为孙高士遗物。每以泡茶,古雅绝伦。”这里罐即壶。孙高士即元末名士孙道明,号清隐,曾名其居所为“且吃茶处”。今人无缘见此壶。中国古史以确信而著称,既见诸史料,必确有其事。由此遮几可以说,元末孙道明应为文人参与紫砂壶事的第一人了。吴镇(元)在其著作《论画》中有“墨戏之作,盖士大夫之余,造一时之兴趣”,想必,这位孙高士就是这种“一时之兴趣”,于不经意间,偶尔地在紫砂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鸿迹。
  真正受文人影响并明确有文人参与的紫砂壶制作,应推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。清吴骞在《阳羡名陶录》中,记有“时大彬喜作大壶,后游娄东,闻陈眉公与瑯琊、太原诸公,诸公品茶试茶之论,乃做小壶”。这里的陈眉公为与董其昌齐名之陈继儒,瑯琊为王鑑,太原为王时敏,王鑑为王时敏之侄,但年岁相仿,同为清代书画四王,吴、恽正统派之首。在当时,这三人可谓是文人雅士之代表,成就巨大。时大彬作为一个身处底层的紫砂艺人,能与当时艺术界顶尖人物“品茶试茶之论”,可见大彬时名之盛。当然,“品茶试茶” 之茶具,定为时大彬所作之大壶。那么这个大壶究竟有多大?可参见明人丁观鹏、文徵明所绘之画作,确是很大。按画作之比例,用现在的眼光看,应有2500CC之多。这样的壶使用起来很是不便,很重。这对“年二十九,取儒衣冠焚弃之,结茅蓖山之阳……诗文虽短翰小词皆极风致”的陈继儒等人来说,肯定是难于接受的。明代是一个保守与前进、严酷(文字狱是其代表)与浪漫并存的非常时代。充满矛盾和怀才不遇是这时文人的普遍心结。结茅山野,超逸脱俗,连诗文都“端翰小皆极风致”的陈继儒,难免会对时大彬提出:要把壶从大改小,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、一手捋须吟诗的雅器,那该有多好。朋友相聚,人手一壶,对合吟唱,岂非乐事?时大彬听从了陈继儒等人的建议,开始改制小壶。当然,这些小壶的概念并非如今只有1~200CC的小壶。不过,时大彬将壶从 2500CC改到了只有3~400CC左右(确切记年出土的三把大彬壶容量均在300—400CC左右),确实是文人参与后的一大变革。时大彬这一变革,将制壶工艺手法和壶型大小规格基本固定下来,并使流传至今,可以说,陈继儒等人功不可没,是文人参与紫砂壶制作的一个光辉里程碑。至于在明一代文人有无参与在紫砂壶上刻饰诗文,有见《阳羡砂壶图考》记载。曾传陈继儒为蒋时英所制之壶书铭,但书作者程康、张虹本人亦未见过实物,只是听说沈子培太史收藏一把蒋时英制之方壶,上面有陈继儒题诗文而已,不足采信。另传明末陈用卿有壶在壶身上刻饰诗句,但落款均为“用卿”,是否其本人所为,亦无确凿证据。
  至清康熙、雍正年间,紫砂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,就是“世间特出”的陈鸣远。陈鸣远的紫砂制作技艺“年少成名,特以表之”,可以说是一位天才的紫砂艺术家。他年少即成名,固然是其天才、努力的一面;但鸣远之技能数百载而流传至今,仍被视为珍宝,与他和文人常联系、互学习、相结合,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。清吴骞《阳羡名陶录》云:“鸣远名噪一时,其足迹所至,文人学士,争相延揽。”特别值得注意的,这里是“争相延揽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当然是彼时文人仰慕、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,并以为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事。鸣远先后与陈维崧、汪柯庭、杨中讷、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,在交往过程中,陈鸣远听取、吸收、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,积极地将他们所提奉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,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房制作的先河。一方面是文人学士的有利建议,另一方面是长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,使得鸣远制器,真正体现了“眼高手高”,达到至今也无人超越的境界!鸣远壶上的刻饰,亦是极精极致,充分体现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的完美结合。如鸣远制曹廉让刻饰“天鸡酒壶”、“东陵瓜壶”等,都是壶与刻饰天衣无缝的完美之作。鸣远与文人的结合,堪称紫砂史上的伟大创新,它的出现,天才地把中国书画艺术中的诗、书、印、境,极其有机地融合到小小一把壶上 ,加上精湛的制壶技巧,充分体现了“艺境无不在,壶中天地宽”。完全可以说,正是陈鸣远,奠定了紫砂壶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坚实基础,开辟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相交融的广阔天地。
  鸣远而后,陆续有很多紫砂艺人试着与文人结合制壶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当属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了。陈鸿寿,清乾隆、嘉庆间著名文人,“西冷八叟”之一,字子恭,号曼生,以号传。杨彭年,清嘉庆、道光间制壶名手。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,是很具体、比较深层次的合作。陈鸿寿不仅在杨彭年的壶上题诗刻画,还直接参与了紫砂壶定型、制作。他把根据自己创作想法的壶型绘制出来,请杨彭年制作,并在壶底打上自己的 “阿曼陀室”印章,使壶从一般实用提升到了艺术欣赏的高度。一把“曼生壶”,全方位体现了“诗、书、画、印、艺”,而且壶型对壶铭,壶铭对刻画,充分达到了切茗、切壶、切情境界。可以说,“曼生壶”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壶。到了清末,由王东石、何心舟等人制作,胡公寿、任伯年等人参与的玉成 窑作品,当然也是极尽文人意味,但由于社会动荡、战火连绵,终于没有成为一枝奇葩而流传下来。
  一代宗师顾景舟大师,有着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,并爱好书画。40年代,他通过铁画轩二代传人戴相民介绍,结识了一批在上海有影响的书画家,常与他们往来、切磋,探讨艺术并合作,如江寒汀,吴湖帆、来楚生、谢稚柳等人。至今仍有一件石瓢壶流传于世,为顾景舟制,吴湖帆、江寒汀画,并由顾景舟亲自镌刻。相传,同式共做了五把,分送五人。可惜,如今我们只能见到送给江寒汀、“药城”先生和吴湖帆这三把了。另两把想应该是顾老自留一把、戴相明一把,却无踪可觅了。顾景舟大师非常注重与文人的合作,陆续与刘海栗、韩美林、亚明、范曾等书画大师配合作器,现在这些作品,已都是不可多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了。1956年,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庄教授带学生到紫砂厂实习,结识了顾老,两位艺术家见面后大有惺惺相惜之意,经常一起学习,共同研究,切磋技艺,二人合作制成了一件旷世精品——提壁茶具。可以说,这是现代文人与壶艺家最完美结合的作品。
  纵观历史,从明代时大彬到近代顾景舟,一代代的紫砂艺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,与历代优秀的文人书画家合作了一件又一件的紫砂艺术珍品,使得紫砂艺术这朵工艺美术领域中的奇葩,一路绚烂、发扬光大。但是,我们也应该看到,紫砂艺人与文人书画家的合作,有时也有不连贯性,有脱节的地方。有的是文人学士一时兴趣所至,即兴挥洒;有的是指导性的建议;有的是小范围的推崇。总的来说,就是会存在“心”、“手”不一的问题。这里有历史原因,也有社会原因,不一一足道。
  时代进入了21世纪,紫砂制作呈现多元化、多样性、多种类的发展,各类精英层出不穷,无数新品络绎不绝。紫砂新一代的艺人们,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,努力创新,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。这其中,张正中、王辉就是新一代学院派紫砂艺术的代表人物。
  张正中,男,1964年生于宜兴,毕业于江苏大学美术系。现为高级工艺美术师,清华美院校外辅导老师、签约艺术家,被誉为紫砂新生代领军人物、中国紫砂“十二精英”之一。王辉,男,生于宜兴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现任教于清华美院陶瓷艺术系,从事紫砂艺术教育、研究和创作。张正中和王辉两人年纪相仿,学历相似,情趣相投,对传统紫砂制作技法都有着深切的理解和深厚的功底。同时,又都具备着极高的审美观念和独到的创作理念。钱钟书《谈艺录》中云:“悟妙必根于悟灵,而悟灵所发,不必尽为妙悟;妙悟者,性灵之发而中节,穷以见几,导于狂花客慧,浮光掠影。”“功夫不断,悟头始出”(见陆桴亭《思辩录摘要》),张正中和王辉的紫砂艺术,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“妙悟”和“功夫不断”。他们的作品一扫尘俗,不再是单纯的再现即模仿。其实,为大多数传统艺人所奉为圭臬的模仿,离艺术实有着很大的距离。模仿只轻轻接触到事物的一小部分,而那一部分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。所谓煞费苦心,半得其形,细细端详,远离其神。而张正中和王辉的紫砂作品,是单刀直入,师法自然。他们在深刻理解传统、熟练掌握技艺的基础上,跳出传统技艺,大胆革故鼎新,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、超越凡俗的想象,用“理想的”线条、创新的技法,把他们从生活中得来的总印象、对艺术的审美追求,抽象地勾勒出来,在壶上体现出来。这种生生来源于生活、而又远远高出于生活的鲜活艺术,全然以充沛的泥砂激情、律动的线条旋律,致力于描写完整的、现实的世界中吸引着它的东西,自然会比一些人认为顿悟的自然界些许细微特点、生活中点滴平凡印象,都来得更真实,更震撼,更有说服力,更有感染力!具有不可言说的象征意义,更具有意境超凡的艺术怡静!有些作品,虽然具象了细节,但较少为微妙细节所累。如张正中所创制的“年轮”系列、《脱颖》系列、《陶?木》系列壶,创作角度新颖,造型流畅优美,来自传统却又高于传统,取意新潮前卫却又深深潜藏古意。有些作品,看似繁密,却又精简,细节放大体现,却又不拘局限,将紫砂语言尽最其大张力给以充分表现。如王辉所创制的《线律壶组》系列壶,重点体现了线条的感染力,观之有如中国名家法书,或行或草,热情奔放,内蕴王羲之飘逸,又涵张旭狂滥,细致处密不透风,开阔处疏可走马,线条的张力满弓待发,紫砂泥料与传统技法发挥得酣畅淋漓。他们两人的作品,始终深深根植于传统,却又源源高活于传统,对审美情趣的高度认知、独特见解,是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;集创新与工艺于一身的高超技巧,是他们设计创意和传统工艺完美结合的根本保证。换言之,可以说,是他们已然达到了“心”想“手”成、“手”遂“心”愿、 “心”“手”一致。这是前辈许多紫砂艺人不可能达到的技艺高度,或是前辈许多艺人不可能一个人创造实现的艺术理想。
  张正中和王辉,这两位当代学院派紫砂艺术创作的优秀代表、领军人物,将他们自己对感觉、知觉和想象力的描绘,具有独到特征的也就是个性表现力的精神,通过传统的载体、同样的媒介(即紫砂壶的表现),服从于一般的,也就是抽象的表现力的激情,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,鲜活呈现到了人们面前——这,就是美!
 
相关链接:第三届天津民博会青年陶艺家张正中、王辉作品研讨会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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